河东地区的军事势力在黄巢之乱之后逐渐壮大，凭借自给自足的赋税，经济日渐强盛，最终形成了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在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已开始进攻长安，唐朝因内部腐败、指挥不当等原因军队屡次败退。黄巢军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唐朝的疆域，唐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唐僖宗最终选择逃亡，并下令郑从谠出兵增援。郑从谠决定派代北监军陈景思率领曾被招降的沙陀部队前去支援。
沙陀的都督李友金此时驻守在兴唐军，李克用带领一千兵力四处流动，尚未有固定的驻地。陈景思带领沙陀的酋长李友金以及萨葛、安庆、吐谷浑等部的兵马向京师进发。到达绛州后，绛州刺史瞿稹表示：“敌军势头正猛，不宜轻举妄动，建议暂时回到代北募兵。”于是，陈景思和李友金决定撤回雁门。
展开剩余79%回到代北后，他们开始招募兵员，经过十余天的努力，募得了三万北方杂胡兵，屯驻在崞西。然而，这三万新兵性格刚烈，行为难以约束，李友金认为李克用和李国昌父子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建议让他们来掌管这些兵员。李友金认为：“李克用父子勇略超群，一旦朝廷赦免其罪，定能调动北方民众的力量，打败黄巢军。”陈景思接受了李友金的建议，随即上奏朝廷，建议赦免李国昌和李克用的罪行，并任命李克用为代州刺史、忻州兵马。李克用带领五万兵马自河东南下，在途经太原时向郑从谠请求物资补给，但郑从谠未予积极响应，这也导致李克用与郑从谠之间的矛盾加剧。
李克用和郑从谠的冲突逐渐升级，甚至发生了武力对抗，李克用一度攻占了晋阳。由此可见，唐朝官员尤其是郑从谠等人，依然对李克用及其沙陀军队缺乏信任。但由于唐朝自身的局势日益严峻，必须依赖沙陀军力量来剿灭黄巢起义，沙陀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增强。
到中和二年（882年），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联合皇帝下令，与李克用共同出征黄巢。李克用带领三万五千骑兵前往京师援助，朝廷封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赐予忻、代二州。李克用此后成功击败黄巢军，成为雁门节度使。
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被任命为东北面行营都统，驻守同州。在梁田坡一战中，李克用大获全胜，成为当时的军事英雄。黄巢起义最终宣告失败，唐朝局势开始平稳。李克用及其沙陀部族的力量在这一时期逐渐重回政坛，最终李克用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成为唐朝后期北方的强大藩镇。
黄巢之乱后的河东地区，沙陀部族凭借战争的胜利迅速崛起，李克用成为河东节度使，掌握了这一重要地区的军事与政治权力。河东的赋税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得沙陀部族逐渐拥有了更强的控制力，开始主导河东的军事和政治。
李克用掌控河东节度使之后，沙陀势力渐渐扩展，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河东，甚至整个北方地区也逐渐向沙陀靠拢。朱温曾对魏博节帅罗弘信说：“河东志在吞食河朔，回军之日，贵道堪忧。”此时的河东，已成为李克用的割据势力的代名词。
魏博节帅张彦也意识到梁主并不可靠，于是劝说魏博节帅贺德伦投靠河东势力，称：“我军虽多，若无外援，仍难以取胜。河东晋王带领十万大军，复兴唐室，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此时，河东已成为李克用领导的沙陀部族所主宰的势力，而朱全忠则在汴梁地区崛起，唐朝末期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变为河东与汴梁两大割据势力之间的博弈。
河中藩镇与昭义藩镇的控制权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此时，朱全忠的势力逐渐壮大，昭义与河中一度被他所控制，而沙陀势力未能掌控这两个地区。然而，河东和代北的节度使则始终由李克用领导，沙陀的影响力逐步扩展到这两个地区的辖区。
后唐末期，石敬瑭作为河东节度使，通过与契丹的合作，为后唐的灭亡铺平了道路。石敬瑭的家族在河东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他本人在担任代州刺史期间，凭借明宗的赏识，逐步壮大势力，最终成为河东地区的控制者。石敬瑭在契丹的支持下，成功推翻后唐，并自立为帝，标志着后唐王朝的灭亡。
石敬瑭与契丹的合作使得河东割据势力逐渐形成。他依靠太原的地理优势，借助契丹的军事力量，逐步扩展其政治和军事控制，并在河东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独立政权。此后，石敬瑭虽然名义上成为后晋的皇帝，但实际上，他与契丹的关系日渐紧张，最终后晋也因契丹的打击而灭亡。
与石敬瑭相似，后汉的高祖刘知远也是沙陀部族的后裔，在河东的沙陀势力中成长。刘知远初期为后唐效力，在明宗时期获得重用，最终成为晋高祖。刘知远在晋高祖死后，成功占据河东，成为后汉的开国帝。刘知远凭借河东的优越地理条件和强大的军力，击败契丹，最终自立为帝，开创了后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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